2020年6月26日上午，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学院传播系副系主任刘世鼎教授，在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情绪与公共文化”系列讲座中发表了第一讲题为《躁动的情绪》的线上学术演讲。
刘世鼎教授认为，尽管情绪在现代社会和文化进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现有的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却严重忽视了社会中的情绪因素。讲座首先从近期欧美国家的反对种族主义的示威群体事件谈起，抛出在这样充满情绪能量的运动中究竟是人们在控制对事件的情绪，还是情绪在控制着人们这个问题，引发听众们的思考，并指出一般情况下，人们认为情绪是主体或个体由内而发的经验或反应。可是在重大公共事件中，我们没办法用个体动力去解释事件逻辑。因此出现了第二种解释，即认为情绪是由外部氛围、集体状态向个体内部蔓延，导致个体被牵扯进群体事件中。社会各种集体情绪是否能够被理性管理，也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接着，刘世鼎教授从情绪的特征和背景梳理了学术界对情绪研究的发展脉络，认为情绪是具有时间性和历史性的，不管是个体的、群体的还是国家的，情绪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积累。同时，情绪可以通过电影、日记、行为手册、演说、法律文件、音乐等等不同的方式被观察。基于这些观点，刘世鼎教授介绍了一系列他分析影视剧、互联网帖子、雕塑艺术作品等所撰写的文章。
然后，刘世鼎教授分析了为什么在学术研究中情绪变得重要的原因。这是因为在七八十年代，社会与人文研究领域出现了文化转向，开始关注意义在特定社会脉络和社会关系起到的作用。而转向文化的思考必然会转向心理和情绪问题的思考。通过讨论，学界最终达成了共识——情绪不单单是个体的或者内在的现象，它涉及到历史和文化的经验，是社会关系、文化环境中的现象。由此，在文化转向的驱动下，学界的研究发生了情绪转向，不仅情绪问题的研究增多，还概括出了社会建构论，即认为情绪是一种社会建构的产物。但刘世鼎教授对这个理论提出了一些质疑：这是不是会落入一种结构的决定论呢？如果情绪和社会关系是勾连在一起的，为什么有些处在不同的社会地位的人却共享着一样的情绪，或是反过来说，处于同样社会地位的人就一定共享同样的情绪吗？他指出雷蒙威廉姆斯的“感觉结构”作为一个分析视角，可以帮助我们捕捉特定时期的集体情绪和情绪实践。
最后，刘世鼎教授认为情绪是一个生理、社会和个人的交界面，我们在讨论情绪时不能把上述这三个方面的任何一个过于夸大或拔高，同时我们也不能完全把理性认知从情绪研究中完全排除。
本次讲座引发了老师同学们的热烈讨论，刘世鼎教授针对“如何处理现实社会生活中的情感与专业规则的关系”、“如何看待情感的标准化和理性化”、“政治文化和文化政治的交集与区别”等等听众提问给予了回答。整场讲座在线上掌声中圆满结束，敬请期待接下来更加精彩的四场讲座。
本文为讲座纪要，由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邓然整理，经刘世鼎教授审阅。
